高校作为“贵人”和“富人”，还顶着一顶“学人”的遮阳伞，运作起某些工程项目来，比纯粹的官员更方便，比纯粹的商人更有面子，比纯粹的学者更懂得打通关节，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理由给食堂装上观光电梯。
 
　　中国高校（本文仅特指大陆院校）近几年来不但人潮涌动（都是扩招惹的“祸”），而且钱潮涌动（都是高学费带来的高效益），两种浪潮日渐汹涌之后，高校们终于财大气粗起来——买地盖楼真忙，凸显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本来，高校搞一些适当的基本建设，改善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条件，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不过，富裕起来的中国高校们似乎并不满足于“改善”，而是立足于上档次上规模，大有拔足狂奔勇夺“世界最豪华高校”桂冠的气概。“高校建设屡现面子工程：北京某高校食堂竟安装两部观光电梯”（《中国青年报》8月7日）的新闻披露的不过是类似“档次”和“规模”的冰山一角，但是这已经足以令人感慨良多。

　　中国高校为什么在富裕之后爱烧包？为什么容易患上“群体性烧包症”？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让我们暂时撇开高校的问题不谈，仔细想一想还有哪些行业哪些人也患有“群体性烧包症”？对了，急于出政绩的官员最容易患上“群体性烧包症”，他们从心底里无限热爱面子工程，因为GDP与乌纱帽有各种关系，他们便常常不顾经济过热带来的负面效应，变着法子快速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另外，大款们容易烧包，对这帮大爷来说，如果衣食住行档次太低，那就不够上流社会，不够高雅品味，属于人生颓废。可是，上述两个群体非富即贵，而高校以及高校的领导者们从理论上说应该稍稍理性一点，稍稍矜持一点，甚至稍稍清高一点。

　　不过理论归理论，中国高校自有其特殊性，它们岂止是非富即贵，简直称得上既富且贵。

　　中国高校的富裕是全国皆知的事实，虽然每到高考发榜日前后，总有“愁儿学费父自杀”的悲剧上演，但是这丝毫不能阻止高校荷包的快速膨胀。高校正在快速公司化（至少在追求经济效益方面如此），而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优质资源实际上早已被垄断化，基本上，中国高校已经走上了一条稳赚不赔的康庄大道，即使有“北大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半数导师不满学生质量”（《北京娱乐信报》8月7日）等等利空消息传出，潜力巨大的中国高校文凭市场依然波澜不惊——费照收，钱照赚，楼照盖。

　　至于说到中国高校的“贵”——那是相当的“贵”。比如，校长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有的属于副部级，有的属于司局级，有的则为副局级和正处级，既然级别上去了，人家自然会时时刻刻惦记着自己的官员身份。指导工作抑或指导学术研究都要讲究一个派头，既然要讲究派头就不能在破破烂烂的办公楼里办公，完全有必要“量全校之物力，结领导之欢心”，这其实不完全是人的问题，而是体制纵容乃至怂恿的结果。

　　以“既富且贵”来形容一所荷包满满且官气十足的大学是非常合适的，在这样的大学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某些人士看来，三层楼的食堂安装两部观光电梯算不得什么“人间奇迹”，也不必扯什么奢靡浪费，高校为什么称之为高校？那就是要在各个方面够高级，如果在学术研究方面不够高级，就有必要在食堂建设方面“赶哈佛超牛津”。倘若还有人说不够高级的话，OK，总有一天，中国高校会在厕所的内部装修上来一次全国大比拼，一定要把迪拜的七星级酒店伯瓷比下去。

　　曾经贫穷的中国高校一旦手里有了钱，恰似从灾区逃荒至鱼米之乡的难民一样，突然幸福地找不着北了，完全失去了一介儒雅书生应有的风度和品味：不但镶金牙，而且戴上了硕大的钻戒和明晃晃的金项链，俗不可耐。更可怕的是，这种“俗”居然成为一种风尚，以至于众多高校开始“群体性烧包”。

　　这种“烧包”的蔓延当然是因为高校自身的种种便利条件：高校作为“贵人”和“富人”，还顶着一顶“学人”的遮阳伞，运作起某些工程项目来，比纯粹的官员更方便，比纯粹的商人更有面子，比纯粹的学者更懂得打通关节，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理由给食堂装上观光电梯。

　　毫不客气地说，当下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都在普遍丧失正常的学术追求和大学精神，有大学校长居然喊出“大师，大楼，大气”的口号，将毫无生命力不具经典意味的大型现代建筑与代表院校风骨和魂魄的大师相提并论，令我们这些后学者听着都脸红。真害怕有一天某位大学校长赤裸裸喊出“大楼，大锅（食堂），大坑（厕所） ”的口号，那咱们这泱泱中华的脸可就丢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