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达2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19%。教育部长周济日前在2005年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还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到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 
（10月16日《北京晨报》）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亦即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比率，通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处于世界上第60多位，大体相当于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单纯比较入学率这一指标，我们当然仍需要“奋起直追”，而2020年达到40%的远景目标也是值得我们热情期待的。

　　可是，任何高楼都不可能凭空而起，而必须是从地基开始一级又一级地平稳累积。资料表明，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不足10%。1999年开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后，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年平均增长近两成，高等教育入学率在六年之内整整翻了一番。虽然没有对比资料，可是我想，这个增长速度在世界上至少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然而，在这六年之内，我们的大学增加了几所？教师增加了多少？资金投入增加了多少？很遗憾，这些方面的增长都是很可怜的，唯一与大幅攀升的入学率相匹配的，仅有大学学费的惊人暴涨——跟着翻了一番甚至几番。假使一直保持着这个“一致性”发展下去，我们在为40%的高入学率热情期待的同时，恐怕会更加为扶摇直上的大学学费而无奈担忧吧？

　　另一个问题是40%毛入学率的分配问题。入学率意味着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全国平均的入学率数据淹没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机会拥有上的巨大差异。显然，目前19%的毛入学率在地区之间的分配并非完全公平。《人民日报》的数据，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5%，位居全国首位；居第二位的是北京，为53%；而云南、贵州、内蒙等地都不过10%而已。如果40%的未来，在分配比例上依旧延续着19%之今日的趋势，无疑难以令人满意。

　　在我看来，简单意义上，让高等教育入学率“飞”起来也许并不难：无非是降低录取标准，多收些学生；学校装不下了，就多盖几座楼；财政投入跟不上了，就提高收费标准；老师不够用了，就一把茶壶配更多的茶杯——当然，各个茶杯分到的茶也跟着少了。真正难以做到的是：入学率“飞”起来，能否让高等教育水平也跟着“飞”起来？

　　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采取的是“严进严出”制度，而不少欧美国家采取的是“宽进严出”制度。换言之，我们进去的时候多少人，按时毕业的就有多少人，培养成功率接近100%；而欧美国家在校生规模虽大，但学生按期毕业率并不高。据了解，美国即便是较好的高等学校，学习四年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一般约占20%到30%，学习六年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一般约占50%到60%。美国在校生规模比我们大很多，可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却和我们相当。

　　因此，如果我们的入学率高速腾飞，而按期毕业率依旧不变，那么，大学生教育质量的普遍下滑，或许就将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实。而这与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最该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