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文采对记者说，现在青年人才创新面临很多问题，一是申请不到研究项目，很多大的项目都是所长、主任通过行政方式成为负责人，青年人在给他们打工。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说：“现在什么都和行政级别挂起来。比如说，非要给教授定个处级待遇，这其实很荒唐。”（据《中国青年报》）

　　学术成了行政的仆役，确实荒唐，然而，学术官本位，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其背后，是弥漫于学术上空的权威崇拜。当上了所长、主任，可以从权力中获得权威；而当上了院士或学术带头人之类，则可以从头衔上获得权威（甚至有院士有“副部级”待遇之说，更可见官本位影响之甚）。拥有了权威，取得项目基金便拥有了合法性，而那些无名无权的年轻人只能盼着“媳妇熬成婆”了。

　　问题是，如果这些权威们确实是科研能力最强的，年轻人跟着学习，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靠权威身份获得项目的方式在现实中至少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是杨文采院士所讲的，“年轻的科学家，可能做了最关键的工作，但评奖的时候，他可能只排在第十位、第十一位。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出书，全由年轻的博士代笔，最后连署名的机会都没有。”这必然会挫伤年轻科学家的积极性，并引导其朝谋取职位的方向努力。第二是造成科研经费分配不均，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提到一个事例。一位才俊已经有了三个项目了，但领导还是让其去争取另一个项目。该才俊表示做不过来，推荐另一名博士，但领导不同意，认为只有他才能保证百分百经费到手。这就很容易使经费浪费。第三是可能令年轻人错过了最佳出成果的年龄。《大学有问题》一书中还有一例：一位总理基金获得者说，10年前是他科学研究最活跃，也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但他没有任何名气，因而也就得不到任何支持。现在他已经过了出成果的最佳时机，做不出多大成果了，却很容易获得各种基金、经费，有的甚至是“送上门来”。

　　国人的权威崇拜根深蒂固，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确实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更是不小的障碍。然而，为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但解决的成效一直不大呢？笔者认为，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的一个观点，或许对此有借鉴意义。那就是，有些问题之所以不好解决，关键在于一些基础的制度。因此，要解决问题，先从基础制度着手，使问题进入“可治理状态”。

　　那么，对于“学术官本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些制度来防范上文所提到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再有名气，也不允许同时申报多个项目；一些当了学官的人，应当转为服务者的角色，而不能权名通吃；对于提携后辈成绩卓著的，可给予更多的鼓励等。这些问题解决了，“学术官本位”恐怕没多少市场了。